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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叛逆者》后,畀愚推出新作《江河东流》,讲述旧军阀之子的革命生涯

2021-08-27 18:13 编辑:u062 来源:北京晚报

在中国70后作家中,畀愚是很低调的一个——写小说二十余年,尽管已有数部作品被改编为影视,但作为它们背后的原著作者,了解他的人并不多。这么多年,他一直生活在浙江嘉兴老家,从未开办过新书发布会和讲座。前不久,由他小说《叛逆者》改编的同名高口碑谍战剧热播,终于让更多读者认识了这个名字,和他笔下那些精彩的、在跌宕起伏大时代中沉浮的个体人生。

最近,他最新一部作品《江河东流》刚刚由作家出版社出版。和《叛逆者》一样,依然以民国为背景,主人公孙宝琨,也即叙事者“我”,是一个旧军阀的庶子,在家族的羽翼下生存,憎恶贪婪好色的父亲,却难以摆脱从旧家庭继承来的种种旧习。然而,呼啸的革命与战争改造了时代,也改造了被裹挟其中的他,使他终于下定决心摆脱了腐朽的特权阶层,走向光明,成为一名新中国的普通公民。

正如一直以来的许多评价,畀愚善于将虚构人物置于真实历史背景中,如同一位高妙的裁缝,于广阔历史中觅得材料,将虚虚实实缝织在一起,使小说成为一幅斑斓迷人的绣锦。于是我们看到,从军阀混战、北伐到抗日、内战,孙宝琨不仅以一个军人的身份直接介入其中穿针引线,与真实历史呼应,甚至直接与真实的历史人物构成对话。时代的苍茫与个体的顽强,便在这高密度的讲述中,发出了最沉重的叹息。近日,书乡对畀愚进行了专访。

长篇小说里,是对那个时代说的话

书乡:《叛逆者》热播后,您的写作和生活有受到什么影响吗?

畀愚:对写作或有点干扰吧,但不至于影响到生活。生活是首要的,我本身就是不会让任何事情影响到生活的那种人。我生活在江南,这地方每年这个季节都会有台风。我们都习惯了它来时的迅猛,但结果常常是一夜醒来后只是天空更加洁净了。

书乡:不开新书发布会和讲座,在现在的作家里不多见了,为什么有这样一种坚持?

畀愚:我是属于那种特别不善于推销自己的作家,而且一直认为作家应该是隐于作品背后的。写作者用作品说话,一个作品完成了,那要说的也就讲完了,至于读者怎么去看待与理解,那是读者的事。我们要相信读者的经验与判断,他们往往会发现许多作者在自己的作品里没能发现的东西。我想读者也会理解的,给作者这么一个小小的空间,让他像个旁观者那样站在自己作品的后面,尽量冷静地看待自己,看待这个世界。

书乡:您说过《江河东流》是一次计划外的创作,也是民国系列写作的一个小结。这一系列写作是如何开启的,又为何在这里暂为收束?和之前比,这次写民国有什么不一样?

畀愚:我的出生与成长都在一个小镇上,前十年写的都是当下的现实题材,后来被人归结为“底层小说”。那些人物其实就是我们中的大多数,生活给予了他们什么,他们就接纳什么,但他们同样见证了这个高速发展的时代,可能比其他人更有切肤之感。到了2007年左右,我写了第一个以民国为背景的小说《胭脂》(注:2015年被改编为同名谍战剧),让我一下从风格上摆脱了前面十年的写作。当时是在上海读书,有空就去那些里弄里闲逛,有次路过常德公寓,我知道张爱玲曾住过那里。有时候,阅读与记忆会让人脑子里产生许多东西,像发酵、提纯一样,慢慢的,一个骑着自行车的邮差形象就出现了,就有了后来的《邮差》(注:2014年被改编为同名谍战剧)。现在看来,是《邮差》确定了新的写作方向,就是以民国为背景,地域也大部分是在上海与周边的江南地区。这是我最熟悉的一块地方。

写《江河东流》之前,我在黔南的一个苗寨里。我记得当时天上下着雨,特别潮湿阴冷,很像我家乡的冬天。我是突然决定写这么一个小说的,就像火堆里啪啪冒出的火星。那时,所谓民国题材的小说也已经写了近十年,以中篇为主,我把它们看作是对小说电影化写作的尝试,就是让文字尽可能体现出画面感,让故事更加简洁与克制,更有节奏感与悬疑感。一个中篇也就是一个剧本的容量,连续读完它也差不多是看一部电影的时间。但《江河东流》不一样,它是部长篇,应该是更加奔放与自由的,不光是长度,还有它的宽度,里面是我对那个时代要说的话,那些荒诞、肆意与任性,可我们漫长的人生恰恰就是用来磨灭这些的。不过没有关系,所有的江河终归流向大海,不管路途有多么的百折千回。这是历史的潮流,是不可阻挡的。

时代的洪流泥沙俱下

书乡:主人公孙宝琨是一个旧军阀之子,身上有很多民国大少的影子。创造他的时候,有没有参考哪些人物原型?

畀愚:他是一个畸型年代里的畸型产物,人的本性与旧时代的劣根性在他的身上表现无遗,他就是一个时代的混合体。张学良、袁克文、孙传芳等,多少是有影子投射到了他身上的,但同时又模糊不清,有点像国画里的大写意,若是真的清清楚楚了,也就失去意味了。其他人物也是这样,不管男人还是女人,他们都没能跨越过那个时代,也没能跨越出他们的人生边界。

书乡:孙宝琨是个不属于历史主流的人物,没有和大哥宝珩一样参与共产党、走历史的道路,但也不是一个反派,最后从权倾一时的军阀成了一介平民,虽然经历丰富,但内心迷茫。您曾说并不喜欢孙宝琨这个人物,那么为什么又会选择塑造这样一个人物当主人公?

畀愚:在我看来,每个人都是自己历史的缔造者,不存在主流与非主流。况且我写的也只是历史阶段里的某种人生,每个人的人生最终都将成为他自己的那段历史,留下各自的轨迹。宝琨是这样,宝珩也一样,这里不存在“正”与“反”,或是“好”与“不好”。这只是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留下的印迹,唯一的区别就是有些会被记住,而更多的是生来就是为了被忘却的。

我不喜欢孙宝琨这个人物,因为他无知、任性也很混蛋,但这不妨碍我把他那段人生说出来。我还要告诉大家的是——时代的洪流泥沙俱下,它裹挟了许多东西,也改变了许多事物。

书乡:上世纪的革命传奇中,“革命加爱情”是一种典型范式。这本书中,孙宝琨一生也和许多女性纠缠在一起,特别是董秀澜,她是个革命者,很早就牺牲了,但一直被孙宝琨念念不忘。这些女性,对孙宝琨这个人物有什么特殊的意义?

畀愚:董秀澜对于孙宝琨来说不仅仅是爱情,而是他内心深处的一座灯塔,如果她没有牺牲,孙宝琨也许会走上一条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。在一个人漫长的人生里,会遭遇形形色色的人与事、男人与女人,会产生各式各样的情感,这些遭遇与情感不仅丰富了他们彼此的人生,还拓展了生命的宽度。

书乡:这本书一开始,您计划是写“我的革命生涯”,开篇第一句就说,“从小我就不喜欢念书,我喜欢的是革命”。但他前期所一度热衷的“革命”,和我们现在所指的并不完全一样,他似乎更在意的是一种变革的快感和权力在握的感觉,而不是更崇高的使命,所以似乎很难将孙宝琨笼统称之为一个“革命者”。您是如何看待这样一种个人的“革命史”?

畀愚:计划赶不上变化,写作的过程其实也是一个不断自我修正、改变与完善的过程。我们所处的世界从来不是非黑即白的,而是复杂到谁也想象不到的。就拿革命这两个字来说,暴力推翻是一种革命,英国的工业革命也是一种,互联网的出现也是一种。在这个小说里,它更趋向于是新事物对旧事物的取代,但也不尽然。

“裁缝”追求的是天衣无缝

书乡:您的故事都是把虚构人物置于真实历史背景中,我觉得就像织布一样,把人物缝织进历史,就算读者知道是作家的虚构,但在故事中,依然以假乱真。令人感到好奇的一点是,作为“裁缝”,您如何能自如地让历史为自己所用而不产生裂隙?又如何在无限贴合大历史背景的前提下,充分展开小人物自己的人生?

畀愚:织布这个比喻真好。这其实这也是我孜孜以求的。我一直认为小说或者说文学,就是面对站在镜子前的自己,是“真相”与“假象”间的相互凝视,哪怕你看得再真切,仍然还是在“真相”与“假象”之间。所以,这个“之间”的距离很重要,它决定了是不是产生裂隙。一名“裁缝”的终极追求是什么?我想应该就是天衣无缝。这也是我们写作者们的终极追求。

所谓的历史背景一旦进入到小说里,只不过是片土壤。每一片土地里都应该有适合它的生命,这是自然规律,我能做的就是不去破坏这个规律,让所有从这片土地上起飞的想象,最终仍然落回这片土地。放飞不难,难的是收回来。

书乡:您曾谈到这种写法是为了让人们“信以为真”,十分强调“真实”,但这部小说是第一人称叙事,孙宝琨不是个十分可信的叙事者,会“美化”自己的一些行为,这在一定程度上会消弭“真实”吗?

畀愚:我所说的“真实”是指文学里的真实,是用来区别于我们生活里的“真实”的。小说不是生活的再现,它更多时候就像个真实的谎言,小说家所有的手段就是为了让它变得更加“真实”。

叙事者是可以置身事外的,可以客观公正地看待问题、讲述事实,但孙宝琨的人设是个亲历者,始终处于事件之中,每件事的发生都足以改变他的人生。他站在自己的立场上,用自己的视角看待问题、叙述事件,才能证明他是个真实的人。他以他的认知、好恶与偏见来诉说自己的经历与观感,才是符合人的情感逻辑。

书乡:杨庆祥老师评论说,您在书中似乎并没有特别强调自己的历史观,但他认为,这正是一种属于1970年代生人的历史观,即:对大写历史的不信任,对“正写”人物的怀疑,但同时又不能确定历史的走向。这一点,您是否有同感?

畀愚:这不存在同不同感的问题。因为我不知道1970年代生人的历史观是怎么样一种与众不同的历史观,跟1960年代或是1980年代生人有什么区别?不管你对历史信不信任,历史都已存在,都是发生过了的,而不能确定走向的恐怕只有那些尚未发生的事。“正写”人物与“反写”人物应该属于写作中的一个技术问题,它是从叙述的需要出发,为的是让表达更有力,更能接近于所要塑造的这个人物。

书乡:小说情节读起来很有电影感,奇情画面迭出。您这些年也有多部作品被改编,这是有意为之的一种写法吗?

畀愚:这十年来我一直在尝试小说电影化的写作,仅仅是个人的一点尝试。我喜欢看电影,有时也会考虑文字表达与镜头语言之类的问题。有时候我们看一部电影时会发现,它的艺术性、思想性,那种直抵内心的力量完全不亚于小说。同理,小说也可以像电影一样深入人心,它需要更为广大的读者。这是我努力想做与在做的。

书乡:不写民国以后,接下来会尝试什么方向?

畀愚:下个十年,我会着重写一些长篇。目前在尝试悬疑小说的写作。当然,文学性是前提。

?(原标题:多部热门剧原著作者畀愚新作 讲述旧军阀之子的革命生涯?每个人都是自己历史的缔造者

来源:北京晚报 记者:张玉瑶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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